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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2013-05-09 16:37 来源:宏观经济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探讨已有文献中不曾注意到的一个影响因素,即企业的世代(cohort)和年龄(age)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世代是企业创立的年代,企业年龄显然与其世代是完全相关的,但两者对企业经营行为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以(也应该)分开来看。成立于不同时代的企业,创立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相应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及创办人或高管的经营理念、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系统的代际差异,因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存在系统性的代际差异,即代际效应。不管是否处于同一时代,不同年龄阶段的企业因自身生命周期而有不同的经营战略和行为,这也可能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即年龄效应。在经验研究中,给定某一调查时刻,不同年龄企业差异既可能来自生命周期差异,也可能来自代际企业固有差异,因而并非“纯”年龄效应,而是包括年龄和代际两种效应。新近发展的队列分析方法(Deaton,1985、1997;Glenn,1977)为分离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提供了恰当的研究工具。

企业年龄影响其经营战略和管理行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被广泛证实,因而将企业年龄作为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来源之一是很自然的事。但将企业世代作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之一,我们尚停留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阶段,因为目前缺少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不过,基于企业发展的现实,我们相信代际效应的存在。在我国工业企业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孙健,1992):“一五”(1953-1957年)时期,工业发展战略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虽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65年),社会主义经济曲折发展,重工业比重大幅提升,1960年8月党和国家为摆脱国民经济困境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放慢工业和基本建设发展,重点发展农业;1965年之后,经济工作转向备战轨道,大搞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大规模三线建设,向地方分权,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实行简化的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1978-1994年)、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1995-2005年)、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三个阶段,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更是飞速发展。我们难以否认,企业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实施简化工资(精神激励为主)的“文革”时代创办的国有企业与改革开放时代创办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企业文化差异。同样,以国有企业离职人员、城市待业人员、农村专业户为创业主体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以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大型国企、高等院校“下海”人员为创业主体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以海归留学生和高科技人员为创业主体的第三代民营企业家,他们创办于不同时代的私人企业也不可能没有经营理念、行为和企业文化上的差异。总之,就像同代人在幼年经历共同的冲击有相似的反应一样,同代诞生的企业会面临相同的社会环境,或对相同社会制度变迁有共同的反应。跨代企业则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世代”是企业差异的来源之一,也可以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来源之一。

本文旨在从企业代际与年龄的新视角探索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这将是劳动收入份额研究微观路径上的又一项纵深研究。本文能够为认识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线索,也能为人们理解宏观意义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新的洞见。

研究方法、数据与基本事实

(一)研究方法。本文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定量测度劳动收入份额的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从方法上讲,队列分析多见于劳动经济学和社会人口学研究领域,用于估计与人类年龄变化相关的微观行为模式。与已有的针对微观企业的研究类似(周黎安等,2007),我们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模式。本文数据源自中国工业企业调查,由于每轮调查通常会有新企业进入(诞生)或退出(死亡),加之对企业生产规模有明确界定,因而该调查无法对固定样本企业进行长期追踪。尽管如此,对“同一队列”(如同年诞生企业)行为模式追踪却是可行的。因此,追踪观测同一队列(cohort)的企业并估计其行为均值的方法即是队列分析(cohort analysis)。通常,队列依据样本的固有特征来定义,该特征不随时间而变化,又与常规面板数据要求相吻合,故可通过队列构造伪面板数据(pseudo panel data)。为阐述基于队列伪面板数据的基本思想,我们从下式开始(Deaton,1985;巴尔塔基,2010):yit=x′itβ+ui+vit;i=1,2,…,N;t=1,2,…,T(1)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调查个体和时期,ui表示不可观测个体特征。为表述方便,假设每期随机调查相同数量的N个个体。定义一个由C个队列构成的集合,在各调查期内每个队列保持固定的成员,每个个体只属于某一个队列。将每个队列的个体观测值平均,可得:珔yct=x′ctβ+珔uc+珔vct;c=1,2,…,C;t=1,2,…,T(2)其中,珔yct是在时期t出生组c中所有个体yit的均值。由于调查样本包含个体固定效应,队列经济关系亦包含固定效应。队列均值形成了真实的面板数据,因为在队列的总体水平上,每个队列的各时期包含相同的个数。但正如Deaton(1985)所言,在用队列均值珔yct的样本均值去估计无法观测的总体均值时存在测量误差。因此,必须用从个体调查数据中得到的测量误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估计量去修正带有测量误差的组内估计量,利用测量误差修正组内估计量是一致的。 

实证过程中,尽管伪面板数据提供了特定队列在特定年龄阶段的经济行为,但若要估测与企业年龄有关的微观经济行为模式,则需对企业队列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进行调整(周绍杰等,2009)。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随企业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变化皆由个体生命周期引起。尤其在转型过程中,企业并非处于一个静止的社会中,而是成长于一个动态演变的社会中。随着企业成长,社会文化和制度变迁会对其有影响,使其在生产分配方式等行为模式上发生变化,从而抵消企业年龄在静止社会中的效应。换言之,若对企业队列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不施加控制,将会使其混淆于所估计的年龄效应曲线上,从而估计结果会产生偏差。企业诞生世代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被定义为代际效应。从方法上,队列分析将所考察变量(如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解为三项:代际效应(cohort effect)、年龄效应(age effect)和时期效应(year effect)(Glenn,1977;Deaton和Paxson,1995;Deaton,1997)。结合本文议题,代际效应反映了同一年代诞生的企业所面临的相同社会环境,或对相同制度变迁有共同或相似的反应,进而导致代际企业在分配关系方面的系统性差异;年龄效应则源于企业“内在的”成长变化,或仅与企业年龄相关的生命周期过程。时期效应则指周期性或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对所有世代和所有年龄组的共同影响(Glenn,1977;格伦,2011)。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队列分析企业行为,对于理解社会文化和制度变迁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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