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时政，立意出新
为切合制科考试的目的，秦观策论写作之第一要务在展现自身的识见和才学。进策论政化得失，显其对时务的应变能力；进论评历史人物，见其学识和史识。考其大略，可注意者三：
其一，对时务所表现出的政治热情和参政意识。举凡官制、法律、财政、用兵等等，皆自抒己见，见其洞察时政的能力，且就敏感议题发表看法，表明态度。秦观作为苏门弟子，原其政见观点，有承苏轼而来者，亦有其自得者。如其《朋党》篇承欧阳修《朋党论》与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而来，力陈党争之害，主张人主应“不务嫉朋党，务辨正邪而已”，且于党人、朋党之名，应辨名实，方有利于政事之兴。同是针对党争问题，《任臣》上篇讲不避嫌疑，惟贤是进，惟当与否；下篇讲对谏诤之臣应取大节而略小过，“何至一空台省而逐之”，实是有感而发。再如针对差役法和免役法之争，秦观《论议》上篇主张各取其长，其观点与苏轼有一致之处。其他如《官制》下篇痛陈寄禄格之弊，可谓决弊精；《财用》论理财之道与理财之术，说理透辟；《将帅》《兵法》《盗贼》《边防》等等都是针对边防、用兵之事一抒己见，如是种种，皆可见其高度的政治关怀和热切的用世之心。苏轼即肯定秦观策论中论兵及盗贼等数篇“卓然有可用之实者”﹙《答秦太虚七首•其四》﹚，非纸上谈兵也。
其二，别出新意，善为翻案文章。应制文章重在技巧，立意新颖，不同旧说，翻新出奇，自是引人注目，而旁征博引，自圆其说，尤为难得。这方面苏轼乃个中高手，秦观亦踵武其后。如二人策论中皆存《晁错论》一篇，苏论重在探晁错取祸之原，秦论重在评袁盎之策的决定作用，二论皆不拘成说，且都言之成理。﹙意度之，秦论应自苏论技巧中取法不少﹚秦论中这类文章不乏佳篇，如《张安世论》议张安世并非“匿名迹，远权势”之人，《司马迁论》不同意班固“是非皆谬于圣人”之说，《诸葛亮论》论诸葛亮不足以兴礼乐，《鲁肃论》肯定鲁肃借荆州与刘备对东吴局势的作用，等等。虽则喜做翻案文章自是制科人习气，所谓目的决定形式，然秦论之翻案不似苏论之常蹈虚踏空，将无作有，而有其理路可寻，于此，亦可见其价值观和价值判断。
其三，强调用人的重要性。如其《主术》《任臣》《朋党》《人材》《法律》《论议》《官制》《将帅》《奇兵》《辩士》《谋主》《盗贼》《边防》诸篇，皆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涉及用人问题，占其进策篇幅太半，可见其关注程度。而就其涉及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而言，亦可见其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其中《人材》篇说明其人材观念，将人材分为成材、奇材、散材、不材四类，并分析个类人材的特征和任用之道，富于创见。《辩士》一篇分析用兵奇变之中，辩士握胜败之机，说明辩士对用兵的重要。说理详赡，极富鼓动性。通观秦观策论，其用人观、人材观自成其完整系统，洞见古今，不仅切合应制目的，于今亦有史鉴意义。
章法严谨，叙次井然
秦观曾向苏轼请教应制文章事，轼曰：“但如公《上吕申公书》足矣。”汪应辰记吕本中评秦观策论“尤可为后人楷模者，盖篇皆有首尾，无一字乱说。如人相见，接引、应对、茶汤之类，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后也”。﹙《淮海集笺注》引《文献通考》卷二三七《别集类》﹚，江西诗派极重文章法度、经营布置，联系前述黄庭坚评秦观策论之言，所谓“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可见秦观策论在文章做法上悉有法度可观，亦其可议之处。就整体性而言，少游五十篇策论以序篇提挈各篇主旨精神，二十九篇进策讨论时政问题，展现能力，二十篇进论评述历史人物，见其博学。进策通常先陈述治国行政的基本原则，再联系现实说明己见；进论之人物史论则与之对应，以史例、史证深化、强化其观点。略言之，进策《国论》开宗明义，讨论国是，以下分出《主术》《治势》《安都》《财用》《用兵》诸篇，又以《主术》分出《人材》《朋党》《任臣》诸篇，以《治势》分出《法律》《论议》《官制》，《用兵》于用人方面分出《将帅》《辩士》《谋主》，于兵法分出《奇兵》《兵法》，于具体事务分出《盗贼》《边防》几篇，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其政治观点，亦可见其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史论部分，《晁错论》《袁绍论》《鲁肃论》《李泌论》分别对应《谋主》篇，《石庆论》《张安世论》《诸葛亮论》《王朴论》对应《人材》篇，《李陵论》对应《奇兵》《兵法》篇，《李固论》《王导论》对应《任臣》篇，《陈萛论》《白敏中论》对应《朋党》篇，等等，由此进策和进论彼此关联照应，相互发明，而成一结构紧密、条贯清晰、完整浑成的统一体。
就具体章法而言，秦观策论在结构安排上尤其讲究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其纲目、关键都能见出作者用心之处，可称得上章法严密，叙次井然。②如邢和叔评少游之文“子之文铢两不差，非秤上秤来，乃算上算来也”﹙见李蝄《师友谈记》﹚。即如其《石庆论》即为讲究法度之美的范例。其文旨在分析石庆以鄙人之质终其相位的原因。首段开题，讲到汉武帝在位之时势，点出大臣皆不保，而独公孙弘、石庆全其位的特例及其各自的缘由，而石庆比公孙弘又不足，指出事势相激而然，截断有力。第二段重心在以阴阳之说来类比君臣关系，分析君强臣弱与君弱臣强两种情形。汉武即位之初，受田羛之制，乃阴盛而僭阳。汉武隐忍不发。田羛之后，汉武尽收权柄，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则痛法绳之。阳盛而翨阴之时，刻制之功亏，虽有豪杰亦不得而用，虽用而不得其终。君强臣弱，事势相激，用之而终者，惟鄙人而已。信乎斯言！第三段引用《汉书》材料具体叙说石庆之见容于汉武，全在其人之鄙，点明石庆全位的特例与田羛的关系。讲完石庆之后，又不忘点出公孙弘在位之表现，其曲意揣摩上意乃是全位之关键，由此补充了首段讲公孙弘以经术取相、以文法吏事全位的另一面，使这一历史人物的细节更为全面，可谓照顾周到。其曰：“弘与庆为人不同，其所以获免者一也。”笔锋犀利，一语道破。末段概括汉武威掌权柄，大臣多以罪诛之势，充位者类多鄙人如石庆者，君强臣弱，一众偃伏，特见汲黯抗节死义之耿介不易。文末感叹汲黯真豪杰之士，笔带感情，发人深思。此文笔法老到，气势纵横，运单行之气，一笔双写，讲石庆又讲公孙弘，对举成文，于对比中，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于大是大非之下，褒扬节义，可见出作者的人品和史识。章法周密，前后贯通，笔笔有照应，笔笔不落空，前伏后续，滴水不漏。出语痛快，沉着有力，论证严密，法度谨严。#p#分页标题#e#
其后的《张安世论》可与《石庆论》参看，互相发明。石庆在史传中已定评为“鄙人”，少游之论乃是就此而展开立论。张安世则不然。《汉书》本传称其“匿名迹，远权势”，少游不同意这一论断，行文就此展开驳论。首段就摆明观点：“以臣观之，安世亦具臣耳，贤则未也。”随之就臣子之品性界定说明之，何为大臣，何为具臣，何为奸臣，皆由臣子在进贤退不肖的大关大节的把握来判断。第二段顺承而引安世之史料来支撑其为具臣的观点。详述之后，说“臣故曰：‘安世亦具臣矣，贤则未也。’”重申己见，以此来截断此段，顿挫有力。第三段引伊尹相汤、周公相周之典实，就“阿衡”、“太宰”之名探讨名实之关系，深入比较伊尹、周公事其君与张安世之远权势，二者之异同，见出异中之同，断言“其于有心则同也”，可为独具只眼。第四段再引叔向祈奚事、范滂霍?事、管仲伯氏事、诸葛亮廖立李平事，从好贤、嫉恶两方面，说明作者心目中真正的匿名迹、远权势的范例，其理想境界就是“名迹之或匿或见，权势之或远或近，皆可以两忘矣”。第五段引山涛例收煞全文。山涛刻意不予人知自己进贤进善之举，在王通不以“仁”而以“密”评之，并非真正的遗忘名迹权势。少游引王通之言，通之不与山涛，少游之不与安世也，对举并行，结尾留有余味，意味深长。全文对比了张安世与伊、周、叔向、范滂、管仲、诸葛亮、山涛等等史例之后，少游的名利观、大臣观也就卓然可见、呼之欲出了。与此相类，秦观策论行文皆结构完整，段落层次上巧为安排，悉心布置，务求匀称均衡，立论、引据、归结各个步骤纹丝不乱，确乎“铢两不差”，“算子上算来也”。
考论得失，论证充分
策论务求说理明白，说服对方接受自己观点，故而讲究说理方式是一大要义。综观秦观策论，他常用的说理方式大略有例证法、类比法、演绎法、归纳法，等等，以佐论述，以达初衷。为了“考论当今之得失”，秦观策论主要采用以史鉴今的例证法，以前世之盛衰为当局提供历史借鉴。据粗略统计，秦观五十篇策论引用经传子史材料达一千一百多条，其中引用《史记》《汉书》《后汉书》《唐书》的材料约占总条目的半数，可见其博学多识，亦可视为应试的充分准备。如《主术》篇为了阐明人主之术在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的观点，既举汉成帝宠信王风、唐明皇专任李林甫之例，说明单用政事之臣之弊，又举汉武帝重用严助、朱买臣、唐德宗专信李齐运、裴延龄之例，揭示单用议论之臣之害，令人心悦诚服。他在策论中反复评述汉末党锢之祸和唐末牛李党争，也是有感于元.党争，希望朝廷能够吸取前代教训。秦观策论纵横驰骋，包容古今，辞采绚发，得力于他对史籍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充分的例证。
秦观策论善于运用类比法，善于正比、反比，正说、反说，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以打动人心。《治势》上篇讲治术与形势之关系，文中说：“天下有强势，吾则有宽术。天下有弱势，吾则有猛术。”就治术之宽猛与强弱之形势，对比展开论述。下篇则分述仁宗之宽术、神宗之猛术，对比说明当今宜用中和之治。《奇兵》篇论用兵之出奇制胜，先列举天地万物之奇来类比用兵之奇。如骥、卢等畜之奇，鹰、虎等禽兽之奇，天雄、堇葛之药之奇，繁若、忘归等弓矢之奇，鹈、莫邪等刀剑之奇，乃至山海之奇，天地之奇，由此引出用兵之奇。对此行文，徐渭评之曰：“笔端奇横，是古今文中利器。”﹙《淮海集笺注》引﹚《王俭论》论王俭自况谢安为非，以谢安事业、志趣与王俭比勘，以陶渊明之高节来对比王俭之为人，此为反比。《韩愈论》以韩文为“集大成”之文，以杜诗为“集大成”之诗，相提并论，此为正比。秦观策论常常从正面展开论述，如《陈萛论》以陈萛诎身应世为是，此为正说。此外，他又采用反证法，从反面论述，以达到论证目的。如《鲁肃论》以鲁肃借荆州给刘备为善策，设想不借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反证借为善策。此为反说。
此外，秦观策论也常常采用演绎法、归纳法来展开论述。如其《治势》《朋党》《法律》《官制》《财用》等篇，都是上篇讲原理，下篇讲现实，从具体到抽象，从一般到个别，演绎论证其观点。而在具体引证论述现实问题时，常常是先分而论之，再归纳总结。如其《国论》篇分举史例以论证“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三种，再归纳到今宜“有言”。秦观在具体阐述观点时，常常是演绎、归纳、类比、直陈等综合运用的，这样也使得行文富于变化，摇曳生姿。
文情顿挫，明切晓畅
秦观策论以识见立主干，章法严密，说理方式灵活多样，于创作艺术还讲求文气之美。其行文张弛有度，抑扬结合，于字句之间，文之呼吸顿挫可感。所谓“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宋•吴可《荆溪林下偶谈》﹚文势一气鼓荡，在章法的管束下，共同形成一种结构的张力，予人以激荡人心的艺术美感。如其《晁错论》论点在肯定汉斩晁错乃破七国之兵的关键，论证是以胜败之机系于理之曲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来支撑其观点。首段先以短句带出长句，起势较平，内里则一破一立，反驳长久以来的定见，即“以汉用袁盎之谋斩晁错以谢天下为非是”，肯定汉之作为，亮出观点，于平起中蓄势，令文气有不可移易之势。再以“何则？”问句带出下文，接续文气，随之引用晋之退师三舍的史例来解说胜败之机系于理之曲直。这一串短句引证分析，简捷明快有力，文气在起势平缓之后一变为迫急，令文章节奏变化鲜明，有移人之功。第二段解说晁错主削地予吴王起兵口实之本事，分析汉与诸侯之争的理之曲直。诸侯之地乃高祖所封，虽吴王有不臣之心，然用错计鏝过削地，确于理不合，属诸侯直而汉曲。而当汉斩错而七国兵不罢，则其逆节暴露，诸侯曲而汉直，分析入情入理，条畅明快。其后又间入袁盎进言斩错与盎错之嫌隙的背景，就开篇的驳论而分析事理，导入楼缓之言，则是非明辨，一目了然。这一段文气在畅快淋漓中又见细致曲折，有顿挫之美。第三段假设汉不斩晁错的后果，以“然则”设问，令文气再次转折，以“七国之兵未易破也”引入唐安禄山事，两相对照，比较事理之异同，以明皇反鉴汉景，则见出斩错之举实属必然。此段以相似语句确定首尾，自设问答论证观点，构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结构，文气贯通，神完气足。文章到第四段又翻出波澜，文意再转入一层，层转层深，假设哥舒翰用兵以清君侧，非但不能破贼，适足以危身。结论斩国忠以破禄山，事非明皇不可为也，申论到此，再无疑义。统观全文，《晁错论》在文气运转上，常以短句带领长句，对举成文，文气舒徐中又有疾行，富于变化。又或以领字、一词句统帅多词句，一气贯注，间有短句贯穿，有如长波之中又间微澜，极具声色之美。文中常以接续词“虽然”、“然则”、“或曰”等关连上下文句，勾连文气，贯通意脉，又以反诘句、问答句使文气曲折跌宕。又以对比手法，比照汉唐史事，互相发明，使文意层次更加丰富，耐人寻思。又多用虚词传达语气和情感，动人心神。又于段落中以相似文句从不同角度反复申义，强调观点，也强化文章的气势。所谓“张之以气，束之以法”，文气和章法互相作用，互相生发，章法上以史事对照呼应，文气则贯通无碍。明徐渭评此论曰：“以忠形错，复以错形忠，两案于一论发之，可谓余勇贯革。”#p#分页标题#e#
文气关乎文情，前人有言：“无情之人未有能工于文也。”﹙清•王《文情》﹚“无情之辞，外强中干”﹙黄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铭》﹚。少游策论，其写作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为执政者提供施政参考建议，所阐发的事理，所引证的史例皆有为而发，有感而发，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其感情表达都是“即事以寓情”﹙刘大鏪语﹚，于说理引证、褒贬人物之中自然披露，文气充盈，感情充沛，千载之下读之，其人如在目前。如其二十篇人物史论，不拘成说，自出机杼，对人对事有褒有贬，或于抑扬中有保留，于臧否人物中传达出鲜明的情感倾向，为文字注入勃勃生气。褒扬如其《司马迁论》《李固论》《陈萛论》《鲁肃论》《韩愈论》《李泌论》《王朴论》，贬抑如其《韦玄成论》《石庆论》《张安世论》《袁绍论》《臧洪论》《崔浩论》《王俭论》《白敏中论》《李训论》，于褒贬中有保留有惋惜者，如其《李陵论》《诸葛亮论》《王导论》，等等，都是笔带锋芒，感情披露，或激越，或内敛，或叹赏，或嘲弄，或贬斥，或惋惜，无不真切动人。
综观少游策论的抒情方式，最常用的大略有三，一是即事以寓情，于阐说事理时，情感随之表露。如《陈萛论》肯定陈萛诎身以应宦者，因时救弊，进而涉及汉末士大夫制行与党锢之祸的关系，作者对史事的反思与喟叹于字里言外都可以感知。其二，善于应用对比手法，强化论证效果，突出情感表达。如《袁绍论》论及袁绍杀士取祸，一面极写袁绍当年的豪杰气概，极言其“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随即陡转，折入袁绍之败，曰：“然杀一田丰遂至于此”，之后的结论“则天下之祸，其有大于杀士乎？”就特别令人警醒。故此，以强烈的对比效果，令文气转折、峻峭，感情力度饱满，笔力千钧。其三，善于应用感叹句、反问句及虚词来强化情感表达。观少游策论，遇感慨处便精神，如《袁绍论》比较了刘邦和袁绍于战败之后对士的不同态度，前者封侯，后者杀士，随之感叹曰：“呜呼，人之度量相远，一至于此哉！”又《崔浩论》讨论有道之士与有才之士，不同意崔浩自比张良之见，比较二人作为之后，一则感叹“浩曾不如荀、贾明矣，何敢望于子房乎？”再则感叹并结语说：“呜呼，岂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者欤？”笔法吞吐抑扬，文气舒徐朗畅，神采动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韩愈《答尉迟生书》﹚。刘熙载说：“文不外理、法、辞、气。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辞取雅而切，气取清而厚。”﹙《艺概•经义概》﹚观少游策论，其遣辞造语，的确称得上“雅而切”。制策为说服人主，语言以平易为宜，故而少游策论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晓畅平易、深入浅出、典雅明切、优美可诵的总体特色。少游有意识地学习《史记》《汉书》笔法，于陈说事理时，融合叙述、描摹、议论等多种手法，以排比句式广征博引，铺张扬厉，强化文章气势，亦善用比喻、故事说理，引物连类，语言雄辩，说理透彻，又文采斐然。
总而言之，秦观策论在表达识见、章法结构、说理方式、修辞策略、语言锤炼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前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至于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沉味幽玄，博参诸子之精蕴；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明•张謌《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少游五十策论可称得上是这一文体的文章轨范，其严谨而成熟的写作范式对达成其写作目的多有助益。策论作为历久不衰的考试文体，一直为古代社会科举取士所沿用，近年公务员考试之申论科目，其命意设计可谓对策论文体的推陈出新。于今，考察少游五十策论的写作范式，其创作经验庶几可资后人熔裁借鉴。
本文作者：朱晓青 单位：武汉大学 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