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学对比研究诌议

许多学科对这些因素的某一方面感兴趣，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范式，诸如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史学等。根据藏彝走廊宗教多样性的状况，可以从宗教学的问题意识出发，立足宗教社会学视野，开展以宗教异同为切入的比较研究。概而言之，宗教社会学者关注社会结构，视宗教为社会的现象、文化的现象、历史的现象，而且把它看作性格的表现形式。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有关宗教的意义系统、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社会变迁的理论上。（一）作为方法论的比较分析比较宗教研究的预设是：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形式，需要在解释之前得到理解；理解宗教意味着从不偏不倚的视角上认识宗教的各种跨文化模式和种类。因此，部分可以从其整体的关系上理解，变化可以从其与主题的关系上理解，而革新则可以从其与全球性历史模式的关系上理解。[2]当然，对宗教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就是要承认宗教形式的多层性。而这种特征在藏彝走廊是显而易见的，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以及本土原始信仰交糅并存，这样便为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着力点。尽管在麦克斯•缪勒看来，其所谓“比较方法”就是分类，即根据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历史形态进行分类，由此找到宗教的秩序和规律。而实际上，比较方法可以施展本领的考察对象已经大为拓展，以期达到更为多样的研究目标。如果说宗教是一种题材，它可供比较的素材大抵包括宗教语言、宗教类型、宗教之神圣性等等，也可以说是围绕宗教之宗教意识、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宗教器物等等要素展开。宗教语言是宗教看待世界的方式，并通过神话、符号和仪式的语言表达出来，它涉及的是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宗教类型研究涉及的初步工作是宗教的分类，不仅要辨认出宗教共同的功用和模式，还要认识种种宗教文化的类型。可以说石硕教授关于藏彝走廊文化区划分的研究，就包含着对比较研究理论方法的一种初步运用。再如我们有时将宗教划分为一神的、主神的、多神的、无神的，其依据和出发点是什么；我们视藏传佛教为世界性宗教、毕摩文化为民族宗教现象、白石崇拜为原始信仰，那么是哪些层面的不同导致这些宗教类型的产出。针对几种宗教的比较研究，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某种或几种宗教信仰形成、发展及现状的系统知识，而在藏彝走廊的宗教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切实关注各种宗教与其信仰群体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信仰群体的宗教认识及相关实践状况。

宗教社会学视域中的藏彝走廊宗教研究路径宗教社会学者坚信，相异的宗教传统孕育了截然不同的文化风格，这些文化特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好恶美丑，决定着他们如何确立统一的精神气质、民族风格及精神气质。这些都是围绕这样几个核心的问题意识与主题：宗教的本质与缘起；宗教性的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包括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冲突社会学眼中的宗教与社会变迁。对藏彝走廊的宗教比较研究也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展开讨论。（1）宗教的起因在藏彝走廊，我们便可以提问这里何以出现如此众多却又形态相异的宗教现象，它们同构成各自生境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怎样的关联。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宗教信仰形态，首先可以做的研究工作，就是综合考量其各种制约因素的，关注宗教起因的比较研究。我们要追问，构成建立宗教世界的底层基础的族群行为（包括服从行为、仪式行为、利他行为、维持秩序和惩罚违规者等等），以及这些行为表现出的性格倾向，他们与各族群的历史特点及当地的社会文化风格有何关联。也就是关注各个宗教信仰在跨文化背景中呈现出的模式和特质及其与作为它们存在场境的外部条件的关联。概括起来包括四个层面，一、自然环境系统（地形、气候等），二、文化系统（规范、习惯、价值观）三、人格系统（人的禀性与倾向性的有机系统），四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人际网络、社会关系）。这里可以简单推介两种已有的分析路径和理论工具。首先，社会宗教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类型宗教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不同类型社会之间的差别方面得到解释，而各种宗教成分说到底就是被投射或被编成符号的社会文化价值。这样的思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他们的基本结论就是宗教不是货真价实的超自然王国，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类社会造物。如此，才说宗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深远的冲击力方面来看，社会宗教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之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发生学的探讨，是关于社会如何影响宗教的各种动力的理论。一方面，神是从其特定文化氛围中取得其本性和地盘的。神的形象和价值取向源自社会，甚至神的行为也是社会的文化或亚文化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的表达，于是可以通过庄严的仪式、讨价还价和欺诈引诱、诚挚的道德、狂欢的沉溺、理智的思考等等来向神靠近。另一方面，依照宗教社会学的理解，仪式同样是被视为包含着文化价值符号的，表达文化价值的社会语言。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藏彝走廊各个文化区特征或曰不同宗教形态赖以生存的地域特征进行比较，进而理解宗教的个性取向与民族历史特点及当地社会文化风格的深刻关联。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这是苏联著名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和切博克萨罗夫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民族学概念。它与西方人类学文化唯物论的理路相通，同样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要求。林耀华先生就曾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研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肯定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这一途径有助于我们把研究的内容置于可以操作和验证的科学基础之上，进而克服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抽象化、概念化和纯粹思辨的缺陷。[3]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生态学和发生学视角来甄别和分析各民族原生性宗教要素的有效方法。（2）宗教性的意义系统在藏彝走廊的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中，考察不同社会群体是如何从他们诸如原始崇拜、藏传佛教、基督教、道教等那里获得其生存意义的；这些宗教传统都有着怎样的核心主张，其意义系统如何为人们的社会与事件定位，从而为其经验提供解释；不同宗教如何解释和评价社会群体中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方式，为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不同宗教传统在形成各群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等等。美国当代著名宗教学家斯特伦曾主张用“移情论”的态度来看待宗教多元现象，把其他人也看作有道德、虔诚、理智和富于宗教感。这不仅有利于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深入理解他者，更重要的是，一旦自己实现终极追求的途径能够与其他人的精神境界形成对话与相互作用，甚至产生共鸣，宗教的多元化就可以引起一些牵涉文化与社会和谐的深刻思考。另外，宗教社会学的理趣还不是单单为研究“意义”而研究宗教，它还要追问宗教性的意义系统对社会行为主体的经验和实在的形塑及对其行为过程的影响。宗教可能为某一群体的求变取向提供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该群体努力想做的事情或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