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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义利关系

2012-08-20 08:47 来源:图书档案 人参与在线咨询

 

中国自古就有“义利之辨”。义利观即道义与功利的观点,是道德建设中的首要问题。编辑是出版事业的守门人,肩负着神圣的社会文化使命。编辑职业与“名、利”二字紧密相连,因此,正确的义利观是编辑职业道德的内涵。当前,由于中国图书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竞争的激烈使得有些编辑在对经济效益的狂热追求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职业道德操守,义与利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给自己、出版社及社会都造成了伤害,代价惨重,教训深刻。那么,新形势下,编辑工作应怎样解决义与利的关系呢?

 

一、义与利的博弈:见利忘义?为义弃利?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核心是义利观。一般认为,义是指伦理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在图书编辑中,义与利可具体指为图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顾此不可失彼,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如制定选题、组织稿件、审读加工、整体设计,直到出版发行等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取向,就体现了义利之争。

 

现在,有的编辑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以经济效益为编辑出版至高的准则,将义利倒置,陷入误区,有损读者利益的问题,屡见不鲜。方便读者的事该做的没有做,如: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做索引;图书的内容提要写成了商业广告;过于追求印张与定价,使读者不堪重负。还有的编辑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从侥幸心理出发,不顾编辑的职业道德,置广大公众利益于不顾,出版了低级趣味和腐朽文化的东西,甚至选择思想倾向错误或反动的东西出版,损害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出版社的形象,最终带来自身经营的尴尬局面,不仅没有获得经济效益,反而给出版社带来了严重后果。

 

当然,市场经济活动中,有些非法出版行为并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通过各种伪装以迷惑人的形象出现,在策划组织书稿过程中,常常会撞上令人炫目的糖衣选题,它就像塞壬的歌声,它一出现,差不多每个编辑都能感觉得到,像妖精那样美艳,如果编辑没有定力,被这种妖气迷惑,就会让出版社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轻者让出版社遭受重创,停业整顿,重者则被取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这个过程来得快速而迅猛,如突发性急症,见利忘义的结果几乎就是自取灭亡。因此编辑一定要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必须按政策规定严格执行,否则,一旦失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编辑不能见利忘义,自然也无法做到完全为义弃利。

 

因为图书的经济效益是编辑职业和使命的重要因素,也是出版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追求经济效益是编辑工作的目标之一,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怎样心怀美好的理想,导致编辑的图书尽管阳春白雪但却曲高和寡,出版的图书本本赔钱,试想还怎么再施展鸿鹄之志?上升到编辑活动的出版社,惨淡经营年复一年,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生存都成问题,又怎么能把出版事业进行到底?可见,没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编辑工作就会毫无意义;反过来,经济效益又是编辑与出版社持续发挥社会功用的物质保障,忽视了业务经营效果,会危及出版社的成长壮大,甚至会导致无力生存,这样,再谈编辑的社会作用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如此看来,义和利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在现实中矛盾纷呈,蕴涵着许多变数,难以取舍。

 

二、义与利的统筹:义在利前,以义取利

 

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就要做到以义为先,即首先追求社会效益,这才是编辑工作的首要操守。编辑要从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出发,把握住出与不出,多出与少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坚守什么,舍弃什么,不仅严格把守书稿的艺术质量关,还要从政治和格调角度,严格审察,这也是编辑的责任意识,一个有觉悟的编辑应在每一个编审过程中有意识地规避风险,为出版社负责,为社会负责。这不仅是编辑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是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出版社所追求的,也在于自己出版的图书有品位,有价值,有特色,有销量,不断达到两个效益的辩证统一。当下出版社要行之久远,就要始终坚守社会责任,反映社会主流,顺应时代发展,而不能不义而利。即使是义与利矛盾的情况下,也要舍小利保大义,适当舍弃暂时的、眼前的利益,以期追求长远的效益。义行利先,才能存之久远,长兴不衰。

 

其实,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只要重视义与利的统一,义就会向利转化。“义”须有“益”于国家、社会,由“义”到“益”再到“利”,环环相扣,不能脱节。编辑只有积极投身于出版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才能敏锐触摸时代脉搏,把握社会的步伐,捕捉图书市场的热点与卖点;才能视质量为生命,视差错为仇敌,把自己编辑的图书做成精品;才能提高编辑业务水平,优化、提升作者来稿的价值;才能爱惜羽毛,不出不良图书,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这样自然就会编辑出受到欢迎的畅销书与常销书,给出版社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良好的经济后盾更支撑出版社走向壮大,更有余力为读者、为社会出版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对编辑而言,由于图书出版与营销受到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有时可能出现“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形,即一本图书可能是精品佳作,但是一段时间内见不到盈利,这在出版界中也是经常遇到的现象。对此,编辑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相信读者的眼睛,经过时间的淘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千万不能遭遇挫折就轻易改变航道,转而编辑不良图书。

 

在中国编辑的传统道德观念体系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安贫乐道,君子固穷,乐于奉献,甘为他人作嫁,已经成为编辑的道德信念,乃至理想人格。举凡编辑楷模,无不具有这种淡泊宁静,不求闻达,鄙薄名利,安之若素的品格。这正是这种义利观的正面社会效应之所在。即使在今天,这种义利观对于我们编辑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义利观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在这里,义的高尚是以利的卑污作为反衬的,似乎只有舍利才能取义,如同“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一样,义与利也是不可兼而得之的。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是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是迂腐的,它使人们陷入了思想观念上的又一个误区。在市场经济中,义的含义没有改变,仍然是指道德、信仰、理想、观念等,而利,在这里也不再是与义相对立、冲突的概念。没有义,利将无所施;而没有利,义也无所发展。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市场经济只承认义与利的统一和谐,而不承认义与利的对立冲突。“义”和“利”的和谐统一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有效调节,而市场经济本身是无力执行这一社会职能的。“义”和“利”的矛盾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内部不存在以往阶级社会那种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三者之间的矛盾仍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人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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