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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结构变迁动因分析

2012-12-11 10:18 来源:畜牧业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作者:李琦珂 曹幸穗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农业博物馆

游牧畜牧业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准备了条件,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如果说驯化野生动物使之家畜化,是人类与牲畜关系的开始,那么,游牧则是人与牲畜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饲养牲畜数量的日益增加,居住区周围的空间便显得有些逼仄局促,驯养者只好早晨把畜群赶到有水草的地方去放牧,晚上再赶回来。随着畜群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一个日程范围内的草地远远不够牲畜采食了,驯养者不得不携其家庭成员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游牧畜牧业便产生了。东北地区的游牧畜牧业,是畜牧经济日益发展、草畜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放牧牲畜的时候,行走范围一旦超过了人类步行所能达到的极限,畜群就会面临饥荒的危险。马能够提供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耐力,可以使牲畜吃到更远处更新鲜的青草,获取更大范围的水草资源。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这也正是草原地带马业兴盛的主要原因。马是游牧畜牧业阶段的重要牲畜。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指出:在游牧民族中,“马比一切更受重视,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财富,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战争与围猎,并赖以供给马乳,蒙古人吃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9]。牛也是游牧民主要的家畜。草原部族饮牛乳,食牛肉,制作奶油、酸奶、奶块等食品,但更主要的是,用它做运输工具。史载,蒙古“草地之牛纯是黄牛,其大与江南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10]。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经常地变换牧地。每到一处,牧民们搭起帐篷,草原上便炊烟四起,牧歌悠扬;若要更换牧地,就要把帐篷连同牧民的生活用品一并带走,这就需要牛来作为挽畜,拉起草原特有的轳轳车,游走四方,浪迹天涯。猪虽然可以放牧,但并不适于大规模的游牧,养猪应与定居农业相表里。因而在游牧畜牧业阶段,与定居农业共生猪的饲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此时,人们对马、牛、羊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提供人类衣食所需(如肉、乳、皮),而且还可当役畜使用(如马、牛、驼)。

定牧畜牧业阶段游牧畜牧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不完全经济,是社会生产和物品交换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而独立存在。游牧大迁徙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经济交流逐渐频繁起来:游牧民需要从农耕居民那里换取粮食,满足自己的果腹之需;而农耕居民也需要从游牧民那里获取肉、乳等高蛋白食物,补充营养。久而久之,两个民族建立了持久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互助合作关系。其结果是,一些游牧民开始发展种植业,经营农牧并重的经济生活。这种农牧兼营的经济方式,再也不容牧民四方游走,到处迁徙,他们的牲畜放牧,往往被局限在以种植区域为中心的一定范围之内。在这一阶段,家畜从单纯作为人类的食物来源,逐渐转化为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牲畜使用价值和生产效益的不断增长,刺激了人们饲养的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定牧畜牧业阶段之后,马、牛的饲养已退居次要地位,羊则占据了畜群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羊的品种特别多,能够广泛分布在多样生态的草地,另一方面,羊的繁殖力极强,能够为牧民提供更多的肉与乳。因而在东北西部草原部落所牧养的肉畜中,羊是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每一部落的羊群数量都十分可观。从觅食习惯上讲,羊的生态适应性比马、牛更强一些,因而也更适合在高寒地带生存。冬季的到来,对于放牧于东北西部草原上的畜群,可能是最严峻的生存考验。这个时候,马能够以蹄踢、蹄刨的方式,打开冰层,觅食冰层下面的冬草。虽然绵羊也能用蹄刨开雪,吃到下面的冬草,但对于已冻成冰的雪层,有时也只能徒唤奈何,只能啃咬马儿打开的吃剩的草根。长期的生存竞争,造就羊超强的生态适应能力。因其品种较多,食谱范围较广,东北地区羊的生态适应性很强。山羊与绵羊,都有其特殊食性。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它们只吃青草,山羊虽也吃草,但它们也啃食嫩枝、嫩叶。山羊的这种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它们非常适合在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丛的环境中生存。定牧畜牧业阶段的放牧方式,和农业上的精耕细作一样,非常讲究,不同季节怎么放,不同牲畜如何搭配,有一整套的办法。例如在放牧牲畜时,马、牛、羊一般是分开放牧的。马善奔跑,行走速度快,可以迅速到距离较远的地方觅草;而牛行动缓慢,与马不可能同群;羊行走速度与马牛不同,所以羊也不与马牛混放。还有一种不能算是畜产,但人类不可或缺的动物,那便是狗。狗在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遥想在远古时期,东北先民以捕鱼打猎为生,成群的野狗跟着游猎的人群移动,捡食他们丢弃的动物残骨,并在人类进行狩猎时帮忙围赶兽群,夜间则保护着人类的领地及财产。长期以来,狗便成为人类的朋友。不管是在游牧畜牧阶段,还是在定居畜牧阶段,它们都忠诚地守望着人类的领地,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

定居家畜业阶段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能量转换机制和环境适应方式。在食物能量及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要高于游牧方式,所能养活的人口也更多一些。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与生存环境的变迁有关,还会受到农牧政策的严重影响。清代以来的草原放垦政策,使得丰饶草原变成农庄田野,迫使许多牧民放弃游牧业,从事定居农耕活动,即便保留有畜牧经济,也仅以家庭养殖业的形式存在。进入定居家畜业阶段之后,畜牧经济退居次要地位,仅与农耕经济互补共生。因此期仍然是农耕与畜牧并重,东北地区牲畜饲养的种类与比例,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也多有差异。东北南部地区以农耕为主业,家畜多饲养猪、牛、羊,家禽多为鸡、鹅、鸭(靠近水边的地方);东北西部地区,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的畜牧区,多豢养马、狗、牛、羊;东北北部的渔猎民族,多饲养鹿和狗,史称“使犬部”、“使鹿部”;东北东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渔猎为主业,除了饲养猪、牛、羊,往往还把鹿和鹰作为渔猎的助手。马依然是定居家畜业阶段的必备牲畜,主要用于拉车耕田。使役牲畜,除马之外,还有驴、骡、骆驼。驴,适合于轻便农作和骑乘。骡,是马和驴相交配而生,体躯大,负重多,善拉车。骆驼,主要产地为大兴安岭以北、呼伦贝尔草原一带,鄂温克、达斡尔、蒙古等民族多有饲养。猪为经营定居牧民所常畜。史载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挹娄人对猪的偏好,也体现在当时的葬俗中:“死者其子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11]。在定居家畜牧业阶段,养猪虽可为人类增添肉食,但猪也消耗人类的食物;两相抵消,养猪并没有为人类增加多少食物;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猪甚至是人类的食物竞争者。尽管如此,猪仍是东北农耕民族的必饲家畜。鸡、鹅、鸭等也是东北农家常畜之物。方拱乾《绝域纪略》云:“鸡豚鹅鸭视所畜,客至而操刀而割,豕堕地即充庖丁焉”,“伏鸡曰抱,爵子及鸡雏皆谓彀,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谓之涅”。能够鉴别鸡卵的公母,说明定居家畜业阶段,鸡的饲养已相当普遍。东北民户普遍养狗以守夜。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地方的赫哲人,其所养之犬,大如驴,可以拉扒犁,驰于冰上,行走如飞,作用等同牛马。此外,东北地区西北部少数民族多饲养驯鹿。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养驯鹿,主要是食其肉、乳、脂肪,并用来做为驮物、拉雪橇的交通工具。此外,他们还饲养白花鹿,“取者养于家,以取奶,名曰鹿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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